我觉得贾樟柯同志成熟得太快了，他的访谈已经超过了他的电影。他越坚定自己要什么，越像一个八十年代的校园精英，无比正确但属于强行跟人民站在一头的。
全国一年只放一部电影，大片和大片还互相躲呢。放俩，今年就太热闹了。没什么见识的小报记者就得满世界嚷嚷有擂台。还不如样板戏呢，那还八个呢。
植物风一吹就繁殖了，人辛辛苦苦一年最多只能生一个孩子，孩子使人伤心，本来已经放下的，又要转身看，放得下自己，放不下孩子。又要做人。
我说张艺谋是搞装修的，你不能说装修有问题，什么都需要装修呀。而且刻薄不刻薄，您听着，您不爱听您就不听。这是我对他的看法，我不能对他有看法呀？
一些连街边小偷都不敢呵斥的人，却勇于高呼灭了小日本！一帮连活着的人民的痛苦都漠不关心的人，却有脸说不忘死去的同胞。
所有人都不是好人，我是人，所以我只能不是好人有的时候我也不懂自己为什么这样阴暗，把别人的事儿一律往坏处想。
当人被迫陷入和自己的志趣相冲突的庸碌无为的生活中，作为一种姿态或是一种象征，必然会借助于一种恶习，因为与之相比恹恹生病更显得消极。
我养过一只苍蝇，一冬天往玻璃上撞，春天我打开窗户，它经过窗口就掉下来，我说，你丫装什么呀？它说：不习惯。
平时大家都装，不装早打出脑浆子来了。社会，就是一帮人在那儿装呢，谁不装，有人找你聊。人类就是装着装着，才进步的啊。
我压根儿对文学没什么认识，不知道什么是文学，自己想自己写。说实在文学的认识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没有什么标准，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标准。
再困难也要活下去，像今天依然能看到那样，最愚昧的人活得最好，是一批傻子支撑着人类，或者用阿谀人民的人爱说的话――是人类的脊梁。
你必须内心丰富，才能摆脱这些表面的相似。煲汤比写诗重要，自己的手艺比男人重要，头发和胸和屁股比脸蛋重要，内心强大到混蛋比什么都重要。
我前些年一直演一个北京流氓王朔，其实我不是。我是一个有美德的人，我内心真的很美，我没有害过人，没有对不起人。我没有欺负过比我弱小的人。
我可以无视憎恶者的发作并更加执拗同时暗自称快，但我无法辜负喜好者的期望和嘉勉，如同水变成啤酒最后又变成醋。
张艺谋是第一个买我剧本的人，我过去说他臭大粪其实很不应该，我的做法有愧于他，他对我说实在的是很好的。
这是你出生的那一刻，你在宇宙洪流中，受到我们的邀请，欣然下车，来到人间，我们这个家，投在我们怀中。每个瞬间都是一幅画，美好的，死亡那一刻也是如此。
到头来你会发现，人之不自由，最大的挣不脱就是人与人，亲情，友情，爱情――所有别人为你的付出。我们就是这样紧紧地捆在一起，生于温情，死于温情。
那是一个明白无误的虚点，像袜子上的一个洞，别人看不到，我自己心知肚明：我标榜的那一路小说其实是在简化生活。
那个黄昏，我已然丧失了对外部世界的正常反应，视野有多大，她的形象便有多大；想象力有多丰富，她的神情就有多少种暗示。
既然我已经在一种势力下面低了头，我宁愿就此尊重所有势力的权威，对一个已然丧失了气节的人来说，更坏更为人所不齿的就是势利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