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长久的恨一件东西，即使那东西确实是恶的，也会改变自己。
心中藏于中，而人所不见；迹者示于外，而天下共瞻。
本地流行整体论，整体决定部分，“本质”决定各种“非本质”的东西。
多数时候，人并不是按照事实改变自己的看法，而是相反，按照看法改变事实。
“随便说说”的阀门一旦被关，真正的恶意反而要在心里酝酿。
不要对一切异己都是批评，而要将这种批评的权利保留起来，以图和睦。
道德的意义，不在于“灭人欲”，而在于克制一部分欲望，使个人行为与社会相平衡。
人的一般立场，或容易被知识改变，最核心的那部分，却很难触动。价值观越到核心，越不被事实撼动。
个人的自由，必得向社会中寻，正如社会的成功，必得着落到个人身上。自由来自于缺乏压倒性的权力集中。
好像大家都来做忠臣节士，便有万年不倒的王朝了。见王朝而不见国，见国而不见民，见民而不见人，此其所以翻遍坟典，拍破脑袋，也想不出出路者也。
史上名气最大的，不是大凶大恶之人，就是大仁大善之人，说明社会出了毛病，不是纵人为恶，就是逼人去做常人所难之事。如冯道者，一平常人耳，以其平常混世界，也以其平常挨人骂。
自居为弱者的人，堕落最快。起初只是忿激不平，下一步就允许自己做各样的坏事，因为他觉得，反正自己是受了委屈的一方，做什么都有情可原。他自己纵容自己，便以为别人也同情他，而不知外界的舆论，和他那个小天地中的并不一样。
历史上所有事件中，都有这些人的身影，作用丝毫不比大人物小。我们姑且认为，他们事迹之不传，是因无人做传吧。那好，如今教育普及，网络发达，人人皆可为作者，唯盼自今以后，无数为王前驱的好汉，把自己的事迹说将开来，令四邻皆知，天下皆知，庶可免于不得不做无名英雄！
一种制度恶化，总要激发出人性的恶来，是前者借后者洗清自己，还是后者埋葬前者，抑或两者互济，涉及到太多的因素，谁也没办法预先分析吧。有道德感的人，面对明末的痛史，往往为难，便是想象自己为当时的人，而上知三千年，下知三百年，怕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
心有所耻，行不能从。义利之辩，一直被人为地尖锐化，似不如此不能显出儒者以及他们的命题的重要。而又有多少人只顾搬起石头砸人痛快，全不管自己下面的脚。所耻的事那么多，又怎么遵从呢？后儒起而倡言行合一，又怎么可能完全做到呢？难不在行，难在言。
我们和古人相反。我们崇拜时间，坚信不论人类生活的哪一方面，都是越往后越好，而且会自动地变好。近代比古代好，当代比近代好，我们今天不管怎么胡闹，也只能产生好的结果，因为未来天然地就比现在好。我们有能力主动地改变生活，也从不吝惜这种能力，因为我们相信，改变就是好。
老子是出色的智者，但他当不能料到，后世竟以他的主张，为不求上进的借口。他的智慧，后人没有用来启迪自己的心智，反倒用来辩护自己的懒惰。一本《老子》书，不过几千言，文字也漂亮，但你并不用看，因为你已经看过了，――老子的思想，早已渗入你我心中。何况，老子本人，是不会提倡读书的。
我少时也喜慕非常之举，直到长大，读过些历史和大人物的传记，才踌躇起来，――人可以将最美好的东西献于社会，却将最黑暗的一面留给自己的家人和密友。有的人留给我们的文明史伟大的财产，却让他身边的人万分痛苦。如何评价这样一些人？也许只好让土归于土，水归于水，该感激的感激，该斥责的斥责。
最糟糕的情况，还属明末。那种国家权力，经历了一千多年，已把社会浸透了，改造了；当它堕落时，整个社会也一同堕落，它腐烂时，从天南到地北，社会生活的每个地方，一齐发出臭气来。那时的合格暴民，不仅反贪官，反皇帝，也反社会。在他们眼中，可恨的很多，可尊敬的几乎没有，不乱杀乱抢，还指望他们做什么呢？
暴民自然是很坏的。但暴民从何而来？专制像笼子，关进去的是良民，放出来的是野兽。有责任心的计划者会想，我们在笼子里完成教化吧，那固然好，但如果这时野兽把笼子咬坏，这有责任心的计划者，要不要帮助把笼子修好呢？瞧，用心高远，有时也会令人小则尴尬，大则忘记本意，做出奇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