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一生中，总要做些傻事，疯狂的事，牺牲了自己两天，换回一些含笑的回忆，值了。
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不同的书籍给你填注了不同的营养。有趣的是可能你都把它忘了，但是在遇到某一个事情，或者思考某一个问题的时候，你曾经读过的一本书，还会再次帮助你和激活你。
幸福需要三个层面的因素：物质、情感和精神。我又将它引申了一下：物质是基础，情感是依靠，精神是支柱。
所谓混得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
革命党是什么概念？革命党就是率领一拨人修理另一拨人。执政党则要为所有的人，包括不喜欢你的人，提供服务。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变化。
你们也看到《新闻1+1》里的我，在直播，在谈论天下，显得很不平淡。但这半小时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在这之前的很多很多个小时，我在做什么样的准备，准备到什么程度才让自己满意？冰山藏在海面下的十分之九，就是我的日子，非常平淡。
打行李、捆书箱，一切亲力亲为，忙完自己的还要去帮女生的忙。一切收拾停当，把所有的行李堆放到校园里等待托运。那是一种逃离的景况，一切都杂乱无章，行李旁的毕业生们，脸上看不到对未来的兴奋和乐观的冲动，迷茫和疲惫是共有的表情。
其中一个重点，是讲古典音乐。也许不会立即进入，但人生总有一个时刻，哪些旋律会安静地等待他们，或抚慰或激励。其实，人生只要拥有很多趣味，听音乐、喝茶、美食、收藏、阅读、喝酒、有好朋友聊天・・・・・・前路平坦或坎坷，就都没太大关系。可人生如果干巴巴地没有趣味，将来的路让人担心。
在同学聚会上，我这样对同学说：“所谓混的好的，一定有不为人知的痛苦与要付出的代价；所谓混得不好的，也有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平静。就看你怎么看待它，怎么善待拥有的好。
不管当时怎样年轻，可我的角色已经是新闻人；不管周围怎样乐观或绝望，这都不是一个可以独善其身的职业。于是，我不得不在这十年中，努力睁大眼睛，在痛苦与快乐交织的心情中，同这个国家一起朝前走。
生命之路自己走过，再多的祝福都是耳后的叮咛，该有的终将会有，该失去的也终将会失去。
一个中国惯有的逻辑。我们总能发现，谁优秀了，似乎只能用提拔他当官来奖励他，但我们也恰恰用这种方式毁了很多人。有的人适合当官，有的人不适合。
冯友兰认为立言需要天赋，立功需要机遇，立德每个人都能做到，看似立言最难，立功次之，立德最容易，实际上立德最难，因为他需要每天的坚持。
阅读就像一段旅程，不是每一段旅程都要从头开始，也不是每一段旅程都要一直走到终点。有的书很厚其实很薄，有的书很薄其实很厚。有的书你匆匆浏览一遍，就是读完了；有的书当你读过前三分之一，就是读完了；有的书可能只看过目录，就是读完了；有的书，你读了两遍、三遍，甚至更多，但还是没有读完；有的书越到结束，越会恋恋不舍，它意味着生命中一段特殊的相遇，让你不忍告别。
走出周口店乡，大家又融入城市的万家灯火中，也许交流的机会不多了，大家又都各自有着不同的心事，但彼此温暖的那一年在每一个人的记忆中再也无法清除。
上世纪五十年代很有名的女指挥家郑小瑛，刚当母亲不久，就被送到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深造，一去几年回不来。终于熬到毕业，她成为全苏联第一个走上柴可夫斯基音乐厅指挥歌剧的女指挥家。演出那天，她把孩子的一张笑着的照片，夹在乐谱的最后一页。演奏开始，一章一章、一节一节地往下行进，当最后一个音符结束，在全场长达几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里，郑小瑛一直热泪盈眶地看着乐谱最后一页，照片上的孩子也正笑着看她。
六年多的时光过去了，这期间我一直以嘴为生。对于我这个非播音科班出身的人来说，字正腔圆本就不是我的强项，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只有用另外的东西来弥补这一弱点：一是语言的内容，二是语言中思考的含量，除此之外，我想自己一无所有。
今年是《东方时空》创办十二周年。十二年前，我在做《东方之子》的时候，受到一个非常简单的训练，但直到现在也不是所有媒体都已经做得很好。我对自己只有两个要求：第一，不许叫被采访者“老师”，第二，去掉解说词当中的“形容词”。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陷阱；哪里有热潮，哪里就有危险。
《东方之子》把过去可能被仰视的、方方面面的杰出人物纳入栏目当中，然后用平视的视线去看待他，还原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我们不是造神，我们要还原人。这是一种态度上的巨大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