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我发现，人和人其实是有隔膜的。有些人喜欢有趣，有些人喜欢无趣，这种区别看来是天生的。
说到知识分子的职责，我认为还有一种传统可循：那就是面向未来，取得成就。这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可以这样分界，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手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我想说的就是，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知识分子，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牛顿晚年说，当年是一个砸在他头上的苹果是他悟出了万有引力定理。“牛顿的苹果”的故事，让有些人觉得牛顿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比别人幸运点而已。这些人可曾想过：在牛顿之前被苹果或椰子砸过头的人不计其数，但没有谁悟出万有引力定理。
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我就盼着别人倒霉。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众所周知，这里不是纳粹德国，我也不是新教牧师。所以，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
一种需要本身是不会过分的，只有人硬要夸大它，导致了自激时才会过分。饿了，找个干净的饭馆吃个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有钱才过分。你有个爸爸，你很爱他，要对他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才过分。需要本身只有一分，你非把它弄到十分，这原因大家心里明白，社会对个人不是只起好作用，它还是个起哄的场所。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彩声，正是这件事在导致自激。
我认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了冒犯，那才叫作成就。以爱因斯坦为例，发表相对论就是冒犯所有在世的物理学家，他做的很对。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里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在一个社会里，大众所信奉的价值观，是不是该成为知识分子的金科玉律呢？我认为这是可以存疑的。
人生唯一的不幸就是自己的无能。要努力去做事，拼命想问题，这才是自己的救星。
活在世上，不必什么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够了。
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是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众场合却达不到这种快乐和悲伤应有的水平，因而内心惊恐万状，汗下如雨。
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但每种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一种梦想――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
有些人生活的乐趣就是发掘别人道德上的“毛病”，然后盼着人家倒霉。
人有才能还不叫艺术家，知道珍视自己的的才能才叫艺术家呢。
金钱、权力，这在现世上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一面；沉默地思索，是另一面。思索是一道大门，通向现世上没有的东西。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世和现在的人。
假设有一个领域，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
虽然人生在世，会有种种不如意，但你仍可以在幸福与不幸中做选择。
我以为，每个人都有一部分活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这一部分是不会死的，它会保存在那里，让后世的人看到。
假如一个社会里，人们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那么任何作品都会使他们满意。
我以为科学和艺术的正途不仅不是去关怀弱势群体，而且应当去冒犯强势群体。使最强的人都感到受到了冒犯，那才叫做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