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从众,保持独立人格,坚守个人的价值观,这在中国 非常难。
中国人学东西非常快,问题是它一学过来,就变成中国的东西,它必须适应中国的国情,一适应以后就变成畸形。
绝大多数中国人草芥般生出,草芥般死掉,农村更不必说。
笨,可能意味着无保留的相信、激情,源自无可劝说的真挚。
翻译不看你懂多少外语,而是考验你中文怎样。
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从幼儿园就开始摧残孩子。老师、家长,串通好了,细细地摧残。
我几乎从来不生气,因为我认为没必要,有问题就去解决,不要让别人的错误影响自己。这是我大多时候感到快乐的秘诀。但是,我不生气,不代表我没脾气。我不计较,不代表我脾气好。如果你非要触摸我的底线,我可以告诉你,我并非善良。
你能活着目击如此畸形的教育现状,也是千载难逢的福份。我有时瞧着一幅糟糕透顶的图画,不由得好生佩服:画到这么差,也是本事啊!
对任何一位想当艺术家的青年,今日的考试制度是不折不扣的荒谬和侮辱。
全中国至今可看的建筑只有两种,一是古人留下的,一是洋人留下的。
什么叫做救自己呢?就是忠实自己的感觉,认真做每一件事,不要烦,不要放弃,不要敷衍。
放松政治钳制、美学观略略放宽、创作格局稍许多元,是做文化起码的前提。八十年代用过一个词,叫做“松绑”——不少语言真形象,一不留神,实情给说出来。
我们常说“不拘一格降人才”,可表格发下来,一格一格,全是格啊!
“为人民服务”这句话是错的,没有主语:为人民服务?您是谁?
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
所有人在这几十年里都活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赶紧多捞,赶紧安顿好自己的生活,不要管这个社会。你是救不过来的,你真的到下面走走,就知道,完全一个赤裸裸的丛林社会,大家都信奉丛林法则。
文凭是为了混饭,跟艺术没什么关系。单位用人要文凭,因为单位的第一要义是平庸。文凭是平庸的保证,他们决不会要梵高。
中国连真正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的“公共知识分子”?进入公共事务时,偶尔有像我这样的傻子出来说几句真话大家就很愿意听,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情。
不要随便叫一个人“大师”,我不觉得中国有大师。“老师”也不要随便叫。非常随便认一个人为大师或老师,这都是教育(造成的),弄成了权力等级,在国外就 直接叫名字,或先生、女士。我真不喜欢现在学生出口就是跟权力有关的称呼。在非常扭曲的权力国家,才会到处是这种称呼。这是骂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