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并出版《这是不是个人》（If This Is a Man,1960）和《休战》（The Truce,1965）标示了我生命中一次决定性转折，而且不仅就我作为作家的生命而言。随后几年里，我感到自己完成了一项使命，甚至是一项对我来说唯一被清晰界定的使命。在奥斯维辛和漫长的返乡途中，我看见且经历了并非只对自身有价值因而迫切需要被讲述的事。我已经讲述了它们，已经做出见证了。我是一名化学家，有一份不仅足以谋生而且让我全身心投入的职业，我觉得自己不需要再写任何东西了。―――――缓刑时刻
这些故事是在不同的时间和机缘下写就的，因此显然没有经过计划，但这些故事似乎显示出一种共性：每篇故事只聚焦一个角色，而这个人显然不是被迫害的、命中注定的受害者，或者被征服的人，也不是我前两本书献给的那些人，对于那些人我曾着魔般地自问：“这到底还是不是个人？”这些故事的主角毫无疑问是“人”，尽管那些使他们能够活下来并变得独一无二的美德，并不总为普遍道德所认可。―――――缓刑时刻
但事情并没有以那样的方式发展。随着时间的流逝，写作已经在我职业生涯边上占据了一个属于它的位置，最终我彻底转向了写作。与此同时，我意识到自己关于奥斯维辛的经验远未枯竭。在最初的两本书里，我已经描述了奥斯维辛那些与今天存在历史性关联的基本特征。但大量的细节不断在我的记忆中浮现，而让它们黯然消逝的念头令我感到悲痛。许许多多的人物形象不寻常地从悲剧的底色中凸显出来：朋友，曾经的旅伴，甚至敌人―他们接二连三地来请求我帮助他们活下来，享受文学人物那模糊但长久的存在。这不再是遇难者中那些匿名的、面目模糊的、无声的大众，―――――缓刑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