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具体的价值观,社会控制被内在化,政治形态被物化,成为肉体的感觉和生理的需要。―――――疾痛的故事
但那只是治疗的技能方面,我觉得人性方面才是真正重要的。它更艰难也更有益,这是作为一个医治者的特权。深入患者的世界,倾听他们的苦痛,帮助他们弄清楚他们痛苦的意义,协助他们应对疾病的重担――所有这些使我的工作变得有价值。―――――疾痛的故事
医生还应具有智慧,以特殊的方式认可患者的痛苦,……在我看来,这是医生和患者共同的道德核心。这种共同美德,不是费用/受益恒等,或者经济实力能够获得的。所以,把医生-患者的关系商品化为金钱交易,就无法解释医生-患者关系的这一方面。宁可说,这是医生和患者给对方的礼物。―――――疾痛的故事
医生对患者和家属的解释模式的忽视,可能标志着对患者的不尊重,也可能表示对非主流观念的傲慢,不把心理学看作是与医疗相关的一个方面。这种明显的轻视会阻碍医患关系,还会损害医疗服务的沟通基础。―――――疾痛的故事
疾痛问题,作为人类的苦难经验向病人和相关的社会群体提出了两个基本问题:为什么偏偏是我?(挫折和困惑的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处理和控制的问题)从本质上说,几乎所有文化的治愈观,比如宗教和道德的治愈观,都是将病人和他们周围的人引向对挫折和困惑问题的关注,而现代生物医学的狭窄视野却回避苦难的这方面问题,一如它只医疾病,不闻疾痛。于是,作为对病人及其相关人群的挫折的回应,临床医生们只好努力地超越生物医学的限制,引进其他的理论模型,扩充他们的专业框架――比如,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或者与身心相关的医学模式――抑或―――――疾痛的故事
症状的第一层意义隐含着社会公认的关于身体和自我、两者彼此关系的知识,以及它们与我们私密生活关系的认识。―――――疾痛的故事
格雷格里・贝特森关于社会关系的双重束缚理论,描述医护人员对重症病人提出的相互冲突的要求:首先要独立,不要消极和依赖,要积极参与你的治疗;但是,当你的病情恶化时,就要顺从地把自己交给我们,我们则会因为你所做的或没能做到的事,而怪罪你加重了你自己的病情。这种双重束缚可以误导患者,使他们产生负罪感。这种做法干扰了有效的医疗措施,长此以往,还会使患者和他们的家人心灰意懒,因而导致久治不愈,遥遥无期。―――――疾痛的故事
弗洛伊德的巨大贡献就在于,他使医学界认可了用患者的履历和人际关系的背景来解读疾病,承认这是医护工作者的正当技巧之一。在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们看来,要完全地诠释疾痛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生在厨房里、办公室里和学校里的事,也都不是不能被忽视的。……(医务工作者们)要建立一种新的普通医护语言,它能够解读疾痛与深层个人隐私的联系。健康专业人员的任务不在于大肆搜寻患者内心深处的秘密,而在于帮助慢性病患者和他们周围的人,与他们一起面对疾痛现实――也就是接受、控制和改变这些出现在他们生活中和治疗中的个人问题和意义。我―――――疾痛的故事
我想起我在处理我生活中的重大问题时,总是先逃跑,然后,在精力耗尽之后,再去思考它们。现在不逃跑了,我无法逃避它;我不能避开我正在死去的感觉。你知道,有这样一种感觉,一种明确的内在感觉:一切正在逐渐衰退,越来越脆弱;活力、元气之类正在失去。―――――疾痛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