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坚持的一个信念是，改变不了大环境，就改变小环境，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人们总是相信眼见为实，却忘了提取意义时存在的视觉盲区。
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绝望，更不缺虚假的矫揉造作的绝望。如果自己未从绝望中得到解脱，就不要去说悲观的话。
如果自己未得解脱，就不要面对公众写字，不要去说悲观的话，因为这个世界最不缺的就是绝望，更不缺虚假的矫揉造作的绝望。
散步是日常的，远足却需要机缘和更精心的准备。
任何诗歌之美都不是用圆规与坐标计算出来的，因为写诗不是安装水管。
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癫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
人们渴望像沙滩一样自由自在，如果沙滩不被压迫的面貌符合人的本性，那么就应该掀翻沙滩上的铺路石，以争取不被束缚的自由。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你只能做最好的自己。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已然逝去的时代。
有什么样的心灵，便有着怎样的目光。传播学理论同样认为，任何意义的完成，关键在于信息接收者。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因此获得了解释生活的主动性，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们可能因为自己的偏见对信息发送者进行观念上的附会与迫害。
相较而言，像我这样生于七十年代的一代人，从整体来说却是非常幸运的。这代人稍稍懂事时正好赶上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凡努力，多有报偿。虽然其间不乏时代的波折，但中国走向开放与多元的大脉络、大趋势已经无人可以改变。
当农民守不住自己的土地，法官保不住自己的良心，警察看不住自己的房屋，千万富翁会被灭门，而你握不住手里的笔……这样的时代，没有谁比谁更幸运，只有谁比谁更不幸。
无论是拍电影还是写小说，如果导演、作家的目的只是让人流泪并在此基础上大赚票房与稿费，我觉得他们都自轻了，因为他们将自己或者自己的作品降到了芥末的水准，而事实上他们又不像芥末那般灵验。
你不能决定太阳几点升起，但可以决定自己几点起床。
你可以剥夺我的自由，却不能剥夺我对自由的不死梦想。你可以摧毁我的美好生活，却不能摧毁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愿岁月不负天地，愿此生辽阔高远。
需要追问的是，当我们花费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换回一大堆死后并不带走的东西，在我们和这些东西之间，究竟谁占有谁？是我们占有物品，还是物品占有我们？
河水走了，桥还在。日子走了，我还在。
那个雪天，我走进索邦，站在楼内的小广场上，望着纷纷扬扬、从天而落的雪花，激动不已。我想俯下身去，亲吻地上每一块石头。因为这所有着七八百年历史的大学，古老得让我心碎；因为它承载了现在以及它最初的文明，未曾断绝。
